花城纺织厂的改制，如同投入湖面的巨石，表面的涟漪尚未完全平息，水下的暗流却已开始汹涌。奚青柏提出的那份雄心勃勃的方案，在经历了初期的震动和部分职工的抵触后，进入了更为艰难、也更为关键的落实阶段。这其中最大的难题，便是如何平稳、有效地安置那些无法适应新生产模式的职工，尤其是那些在旧有体制下安逸惯了的男职工。

厂属蚕桑农场的构想，是奚青柏和章程在巨大压力下，采纳了王美的建议后，为安置富余男劳动力想出的权宜之计，也被视为打通上游原料供应链的关键一步。厂里在县郊协调了一片缓坡山地和几十亩水田，挂上了“花城纺织厂蚕桑示范基地”的牌子。

然而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骨感。

第一批被动员去农场的，主要是原保卫科、后勤科以及部分辅助车间的男工，约摸三十多人。这些人里，有的在厂里混了十几年日子，习惯了按点上下班、喝茶看报的清闲；有的是顶替父母进厂，没什么技术，也没什么上进心；还有少数则是像之前挑衅蔡金妮未果的王志强那样，对改制心存不满，带着情绪。

让他们脱下工装，拿起锄头，挽起裤脚下田，去伺候那些娇贵的桑树和更娇贵的蚕宝宝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

农场临时负责人是原后勤科的一位老副科长，姓冯，为人还算老实，但缺乏管理农业生产的经验。第一天集合，就闹出了笑话。他拿着厂里发的《桑树种植手册》，磕磕巴巴地念着种植要求，底下的人听得昏昏欲睡，或者交头接耳。

“老冯，这桑树苗咋种啊？挖多深的坑？”

“施肥？施什么肥？大粪行不？”

“养蚕？那不是老娘们干的活吗？让我们大老爷们去摘桑叶喂虫子？像什么话！”

底下议论纷纷，带着明显的不情愿和敷衍。

实际操作起来更是状况百出。有人把桑树苗种得东倒西歪，有人施肥过量差点把苗烧死，更多的人是对着那些蠕动的、白白胖胖的蚕宝宝手足无措，觉得既恶心又麻烦。几天下来，农场里怨声载道，进度缓慢。那几个本就心存不满的，如王志强之流，更是开始消极怠工，躲在树荫下抽烟聊天，嘴里不干不净地抱怨着奚青柏“瞎折腾”、“不拿工人当人”。

消息传回厂里，章程副厂长急得嘴角起泡，连连叹气。奚青柏听着汇报，眉头紧锁，他知道这是改革必然要经历的阵痛，但若处理不好，不仅农场计划可能夭折，更会激化矛盾，给反对改制的人以口实。

与农场的混乱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蜀绣工坊有条不紊的忙碌。港商的订单像一条精准的流水线，推动着每一个环节。蔡金妮和王美几乎长在了工坊，一个主外抓生产、盯质量、协调物料，一个主内抓管理、核数据、安抚人心。

工坊里的女工们，虽然劳累，但看着手中精美的绣品和月底那实实在在、远超从前的收入，干劲十足。她们用行动证明了“女人能顶半边天”并非虚言。这种鲜明的对比，无形中又刺激了某些人的神经。

偶尔有原车间的男工路过工坊，看着里面灯火通明、井然有序的景象，再想想自己在农场或者面临转岗的窘境，心里难免失衡，酸溜溜的话便飘了出来：

“哼，一群娘们，倒成了厂里的香饽饽了！”

“还不是靠着脸蛋和……哼！”

“等这阵风过去了，看她们还神气什么！”

这些话虽然不敢当着蔡金妮和王美的面说，但总能拐弯抹角地传到她们耳朵里。蔡金妮通常是嗤之以鼻，懒得理会，她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确保订单万无一失上。王美则更加沉默，只是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，用忙碌来抵御外界的纷扰和内心的疲惫。她住在厂里宿舍，虽然清静，但也隔绝了家庭的温暖，只有在弟弟王勇和二妹王丽来送饭时，才能感受到片刻的慰藉。

奚青柏深知，农场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。这不仅是安置人员的问题，更关乎改制的威信和后续推进。他找来章程和几位懂些农业技术的老工人反复商讨，也私下征求了王美的意见（他欣赏她上次提出的农场构想，觉得她视角独特）。

王美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坦诚相告：“奚厂长，我觉得光靠厂里压任务不行。得让他们自己觉得有奔头。能不能……把农场的收成和他们的收入更直接地挂钩？比如，定个基础任务，超出部分可以按比例分红？或者，把农场稍微独立核算一下，让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厂里白干活，而是在经营一份自己的产业？”

她的话给了奚青柏启发。他结合其他人的建议，迅速拿出了一个补充方案：将蚕桑农场进行初步的独立核算，设定桑叶产量、蚕茧质量等基础指标，与参与农场的职工工资挂钩；同时，设立超额奖励，并将未来可能产生的利润，拿出一部分作为农场的发展基金和职工分红。他还决定，高薪从县农业局请一位退休的蚕桑专家，常驻农场进行技术指导，确保生产走上正轨。

这个方案在厂务会议上再次引发了争议，尤其是工会主席贾仁礼，认为这是“变相剥削工人”、“搞资本主义承包那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