少保持中立的部落。对于这些部落内部的纠纷，意大利驻军长官乐于扮演“公正仲裁者”的角色，往往偏袒归顺者，以此树立权威和合法性。

而对于那些继续反抗、袭击意大利补给线或据点的部落，则实施毫不留情的报复性打击。意军一旦锁定目标，便会出动由沙漠突击部队和忠诚的阿拉伯辅助军组成的快速纵队，携带机枪和轻型火炮，进行精准而残酷的惩罚性远征。目标往往是部落的营地、牲畜群和水源点。战后，俘虏的抵抗者不再被简单处决，而是根据亚历山德罗的新政策，被戴上镣铐，押上运输船，远渡重洋，流放到意大利在东非索马里或厄立特里亚的殖民地，从事强制性的拓荒劳动。这种远距离流放政策，既彻底消除了本地的不稳定因素，又对其他部落产生了巨大的威慑，同时也为其他殖民地提供了急需的劳动力。

到1878年7月，在胡萝卜加大棒的双重作用下，利比亚内陆大规模的、有组织的反抗活动已显着减少，袭击事件虽然仍时有发生，但频率和强度已大不如前。沙漠深处，意大利的影响力正通过那些被收买的酋长和往返的商队（其中不少已由科斯塔集团控制），如同滴入沙地的水银，缓慢而持续地向内陆渗透。

与此同时，来自意大利的地质学家和矿业工程师组成的探测队，在重兵保护下，开始深入内陆地区进行勘探。他们通过与合作部落的交流和自己的人勘探，已经发现了铁矿、铜矿、天然碱、高岭土、磷酸盐矿等资源的线索，一份关于利比亚资源潜力的初步报告已送达亚历山德罗的案头，预示着这片看似贫瘠的土地未来可能带来的财富。

在罗马，亚历山德罗审阅着来自地中海两岸的治理报告，眉头时而舒展时而紧锁。克里特模式看似顺利，但同化之路漫长；利比亚模式初见成效，但根基脆弱，成本高昂。他知道，柏林会议带来的和平只是表象，殖民统治的考验，现在才真正开始。他提起笔，分别给克里特高级专员和利比亚总督下达了新的指令：继续巩固现有成果，谨慎推进，时刻警惕，并开始着手制定更长期的经济发展同化计划。帝国的蓝图，正在艰难的实践中一点点勾勒成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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