角度切入，似乎都落入了你的话语陷阱。

说政绩？他无法否认近期朝局确实有些新气象（虽然他认为那是“歪门邪道”带来的暂时假象）。

说经典？你同样引经据典，且解释似乎更圆融。

说太祖？给他十个胆子也不敢顶着“大不敬”的罪名妄议开国皇帝。

他嘴唇哆嗦着，手中折扇开了又合，合了又开，额角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，半晌，才憋出一句：“强……强词夺理！男女之大防，乾坤之定位，乃天理人伦，岂可因一时之功过而废？此乃根本！根本若失，纵有微末之功，亦难掩其悖逆之实！”

这话听起来依旧“正义凛然”，但明显已有些色厉内荏，回避了具体的政绩对比和“价值标准”之问，只能反复强调“根本”，显得苍白无力。

第二回合：论“国本”

八字胡士子见同伴受挫，连忙接过话头，他自恃年纪稍长，更显老成，抚着胡须，用一副痛心疾首的口吻道：“杨长史好一番诡辩！纵然……纵然后宫之事有待商榷（他退了一步），然则，动摇科举取士之国本，总是铁证如山吧？科举，乃我朝抡才大典，上承隋唐，下启千秋，以文章诗赋取士，选拔天下英才，此乃文脉所系，国运所依！如今，竟要废弛经义，增设那什么‘实学’，考些算学、格物、甚至商贾之术！此等作为，与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，有何区别？岂不是要绝天下读书人之望，毁我大周三百年文治根基？长史乃读书人出身（他猜测），岂不知此中利害？此举，非乱政而何？！”

他直接将“科举改革”拔高到“焚书坑儒”、“绝读书人望”、“毁文治根基”的程度，试图激起在场所有读书人（以及向往读书人地位的）的同仇敌忾。

你闻言，非但没有动怒，反而点了点头，脸上露出一丝“深以为然”的表情：“嗯，这位兄台提到‘国本’，说到了点子上。国之本，究竟何在？”

你环视四周，声音略微提高：“本官也以为，国本重之又重！然则，敢问诸位，国之‘本’，究竟是那几场考试、几篇固定格式的经义文章这套‘制度’，还是通过这套制度，真正选拔出来的、能治国安邦的‘人才’？”

你看向八字胡士子，目光如电：“如今之科举，一场考试，数年甚至十数载寒窗，耗尽家财，考的是对先贤经典的背诵与诠释，是华丽的诗赋文章。敢问，考出来的进士、举人，放入州县，可能立刻厘清赋税？可能懂得兴修水利？可能明断刑狱？可能推广农桑？可能应对灾荒？可能通晓律法，使百姓讼狱得公？”

你每问一句，声音便提高一分，目光也扫过更多茶客的脸：“一个连自家田亩产出都算不清楚的县令，如何为一县百姓谋生计？一个连《大周律》基本条文都茫然的推官，如何能做到案无留牍、狱无冤屈？一个不知水利关乎万民生死的知府，如何保一方旱涝无忧？一个视工商为末业、不屑一顾的学政，如何能促进地方物阜民丰？”

一连串的问题，如同重锤，敲打在每个人心头。许多茶客，包括一些看起来像是小商人、小地主模样的，都露出了深思甚至共鸣的神色。他们或许不懂大道理，但地方官员是否“能干”、“懂行”，却与他们的生计息息相关。

“反观新设之‘实学恩科’，”你话锋一转，语气变得铿锵，“不废经义，但增考算学、格物、律法、农桑、水利、天文、地理乃至经济实务！为何？因治国非空谈！需通晓钱粮计算，需明辨物理民生，需熟知律令条文，需懂得因地制宜！需知如何让百姓吃饱穿暖，如何让商路畅通物丰，如何让边关稳固，如何让国库充盈！这，才是真正为国选才，选能办实事、安天下、利百姓的干才！而非只会吟风弄月、空谈性理、甚或结党营私、党同伐异的……书生！”

“书生”二字，你咬得略重，目光有意无意地扫过对面几位士子，其中意味，不言自明。

“至于所谓‘焚书坑儒’、‘绝读书人之望’，”你冷笑一声，“更是无稽之谈！圣贤经典，治国大道，难道不包含这些经世济用之学？圣人授徒，尚有六艺；贤臣治国，需通天文地理。只读死书，不通实务，于国何益？于民何利？新政不过是拓宽取才之道，让有一技之长、能通实务之人，亦有报国之门！如何就成了‘绝人望’？莫非只有熟读经义、擅长诗赋，才配称‘人才’？那善治水者，善理财者，善断狱者，善匠作者，便活该埋没乡野？这，才是真正堵塞贤路，才是真正动摇国本——因为此‘本’，非民之本，乃少数人垄断晋身之阶的‘私本’！”

这一番话，更是犀利无比，直接将“科举”从“为国选才”的神坛上拉下，指出其可能沦为“少数人垄断晋身之阶”的工具的本质，并将“实学恩科”定义为“拓宽取才之道”、“让有一技之长者报国”，占据了“为国为民”的道德高地，同时又将对方置于“堵塞贤路”、“维护私利”的尴尬境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