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零年六月十五日，清晨六点半。

桐花巷的夏天来得一年比一年早。梧桐树叶已经绿得发黑，密密匝匝地遮住了大半边天。知了还没开始聒噪，晨风里带着夜里残留的一丝凉意，吹过新铺了柏油的路面——这是去年县政府搞的“老城改造”项目，桐花巷作为示范街，第一批享受了这待遇。

“春仙——别磨蹭了！上学要迟到啦！”

钟金兰的声音从李家豆腐坊里传出来，带着笑，也带着急。豆腐坊的店面比三年前扩大了一倍，招牌换成了烫金的“李氏豆腐坊”，玻璃橱窗里整齐码放着嫩豆腐、老豆腐、豆腐干、豆腐皮，还有新开发的“五香豆腐丝”和“麻辣豆干”，用透明的塑料袋封着，看着就干净。

李春仙背着个崭新的双肩书包——粉红色的，上面印着大眼睛的卡通娃娃——磨磨蹭蹭地从后院出来。小姑娘七岁了，扎着两条麻花辫，辫梢系着红绸子，穿着白衬衫和蓝色背带裙，脚上是锃亮的小皮鞋。这是她人生中第一套“校服”，当时试穿时，在镜子前照了又照。

“妈，书包太重了……”李春仙嘟着嘴。

“就两本课本、一个文具盒，重什么重。”钟金兰笑着点点女儿的额头，“你哥当年上学，背的书包比这还重呢。”

李定豪正在院子里帮二叔磨豆子——十五岁的少年已经蹿到了一米七，肩宽背阔，有了大人的模样。他抬起头，咧嘴一笑：“妹，别怕，放学哥去接你。”

“谁要你接！”李春仙做了个鬼脸，但心里踏实了不少。

胡秀英从屋里出来，手里拿着个煮鸡蛋：“春仙，带着，饿了吃。”老人的头发更白了，但精神还好。三年前她和李开基就把豆腐坊的生意逐步交给了二儿子和二儿媳，老两口现在主要照看孙子孙女，偶尔在店里搭把手。

李开基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，抽着旱烟，看着孙女蹦蹦跳跳地跟着母亲出门。他的目光越过巷子，看向远处——大儿子李锦荣的车站山货店已经开成了“李氏山货行”，在县里都叫得上名号；二儿子的豆腐坊也越做越大，产品都卖到隔壁几个县去了。两个儿子都出息，孙子孙女也都好，他这辈子，值了。

“爷爷！我上学去啦！”李春仙回头挥挥手。

“哎，好好学！”李开基笑着应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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巷子里，孩子们陆续出门。

朱珠已经上初三了，十五岁的姑娘出落得亭亭玉立，穿着白衬衫蓝裤子，梳着马尾辫，走路带风。她身后跟着九岁的陈涛——小姑娘二年级了，成了新的“孩子王”，后面跟着一群五六岁的小跟班，包括她五岁的弟弟陈海。

“珠珠姐！等等我！”陈涛跑着追上去。

“慢点跑，别摔着。”朱珠回头笑，顺手帮陈涛理了理红领巾。

再往后，是乔利民和孙梅牵着的乔知礼（乔卫国和林淑和的孩子）——小家伙三岁半了，虎头虎脑，走路还不稳当，非要自己背个小书包，里面装着他的宝贝：几颗玻璃弹珠，一个铁皮小汽车。

“知礼，跟哥哥姐姐说再见。”孙梅柔声说。

“哥哥再见！姐姐再见！”乔知礼奶声奶气地喊，引来孩子们一阵笑。

张寡妇推着婴儿车出来——车里坐的不是刘登，而是刘登的小妹妹，刚满一岁的刘盼。刘登已经四岁了，正跟在陈海后面跑，两个小男孩你追我赶，咯咯直笑。

“慢点！小心摔着！”齐大妈在裁缝铺门口喊。铺子还是那个铺子，但招牌下多了块小木板，用粉笔写着：“代织毛衣、手套、围巾，样式新颖”。

张寡妇和齐大妈现在主要靠织毛衣补贴家用——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大家都爱买成衣，只有缝补和改尺寸的活儿。但织毛衣的手艺还在，街坊们冬天要添置毛衣围巾，还是来找她们。

“张奶奶，我上学去啦！”李春仙路过时甜甜地喊。

“哎，春仙真乖！”张寡妇笑得眉眼弯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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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九点，巷子里安静下来。

孩子们都上学了，大人们该上班的上班，该做生意的做生意。只有几个老人坐在巷口的槐树下，摇着蒲扇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

焦点自然是刚刚结束的高考——六月七号到九号，全县一千多个孩子走进考场，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，成绩还没出来，但各种小道消息已经满天飞。

“听说今年数学特别难，最后一道大题好多孩子都空着。”朱大顺一边磨刀一边说——肉铺的生意依然红火，朱瑞高中三年住校，每周末回来一次，每次都瘦一圈，把杨秀心疼得不行。

“难才好呢，”高大民擦着手上的油污走过来，他在巷口新开了一家“大民摩托车行”，生意火爆，“难的题大家都难，公平。”

“你家高慧考得咋样？”蔡大发问。他的菜摊三年前就扩成了“蔡家菜店”，后来又加了水果，现在门面敞亮，货架整齐，许三妹每天把菜码得跟艺术品似的。

高大民摇摇头：“那丫头口风紧，问就说‘还行’。她妈急得睡不着，她自己跟没事人似的。”

王小满确实急。高慧是她唯一的闺女，从小看着父亲修车修机器，就迷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