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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似的问题层出不穷。王五是村里的老光棍，除了两间快倒的破茅屋和几分薄田，一无所有。他最大的担忧不是地界，而是自己死后：“娘娘，我这把老骨头，不知道还能干几年。我入了股，要是哪天腿一蹬去了，我这股咋办？是归了合作社，还是能留给谁？可我…我连个摔盆的儿子都没有啊！” 说着，混浊的老眼里竟淌下泪来。

姬孟嫄的心被狠狠揪了一下。她耐心解释，章程里写了，股份可以继承，若无直系亲属，亦可由本人指定同宗近支继承，若都无，则收回合作社，但合作社需从公益金中拿出一部分，为其办理后事。老人将信将疑，姬孟嫄便让文书当场将这条款用最直白的话写在一张粗纸上，按上合作社筹备组的大印，又让村长和几位族老作为见证人按了手印，交给老人保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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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张纸您收好，将来无论是我，还是村里，还是新生居，都认这个！” 老人捧着那张纸，像捧着救命符，颤巍巍地又要下跪，被姬孟嫄死死扶住。

赵六家的婆娘，是个精明的妇人。她家劳力足，土地也多，本应是合作社的积极分子。但她却拉着姬孟嫄，悄悄问：“娘娘，我家那口子和两个小子下地干活，算工分。可我在家做饭、喂猪、带娃，一天从早忙到晚，就不算为合作社出力了？他们爷仨干重活，吃的也多，我不把家操持好，他们哪有力气下地？这…这不公平吧？”

这又是一个章程草案未曾细想的灰色地带。家庭内部劳动的价值，如何衡量？姬孟嫄一时语塞，再次看向你。

你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反问：“你觉得，合作社要兴旺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”

“是…是大家齐心，多种蚕桑？” 姬孟嫄迟疑道。

“齐心，心气顺是关键。若后方不稳，前方如何尽力？” 你缓缓道，“合作社，并非只是田间地头的联合，亦是家庭的联合，生活的联合。完全忽略家务劳动，尤其对劳力多之家庭，确有失公允。然若皆计工分，如何度量？做饭与下地，孰轻孰重？此例一开，后患无穷。”

姬孟嫄沉思良久，才对那妇人道：“婶子，您说的在理。合作社能有收成，前方出力重要，后方保障也重要。然家务之事，难有统一标准。不若这样，合作社之盈余分配，除按土地、劳力股分红外，每年再单独提一笔‘家庭补助’，按各家在合作社登记之劳力人数、及大致年龄（区分壮劳力、半劳力）发放些许钱粮，专项用于补贴家用。此非工分，乃合作社对社员家庭之体恤。您看如何？”

既承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，又避免了将其纳入复杂的工分计量体系，用普惠性的家庭补助来平衡。妇人虽觉得不如直接算工分来得痛快，但觉得“体恤”二字听着舒坦，且确有利可图，便也满意了。此事后来被补充进章程细则，成为“社员福利”的一条。

这些事，琐碎、复杂、甚至有些可笑，充满了各种难以预料的困难和人性的微小算计。姬孟嫄常常忙得脚不沾地，一天下来，裙裾上沾满泥点，手上被粗糙的农具、纸张甚至情绪激动的村民无意中划出细小的伤口，白皙的脸颊也被江南春日已颇具热力的太阳晒得微红，甚至隐隐有脱皮的迹象。晚上回到祠堂偏殿那简陋的住处，常常累得不想说话。

但你要求她，必须耐心地、公平地处理好每一件事。因为你要让她明白一个最深刻、也最朴素的道理——所谓的“国泰民安”、“政通人和”，从来不是空中楼阁，它正是由这无数看似微不足道的“鸡毛蒜皮”所构成的。一个合格的政治家，不仅要有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视野与魄力，更要有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耐心与细致，要能弯下腰，去倾听最微弱的声音，去解决最具体的纠纷。仰望星空，确立方向固然重要；但脚踏实地，一步步走稳，才是通往目标的唯一途径。

在这样高强度、全方位贴近泥土的实践锻炼下，姬孟嫄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，褪去浮华，迅速成长。她晒黑了些，但肌肤呈现出一种健康的光泽；手上磨出了薄茧，却更显有力；她的眼神褪去了最初的娇憨与茫然，变得沉静、锐利，思考时微微眯起，如同蓄势待发的幼豹。她不再轻易被情绪左右，学会了在嘈杂中捕捉关键，在争执中寻找平衡，在困局中另辟蹊径。她身上那种“金枝玉叶”的娇气与疏离感日渐淡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只有经过最基层的磨砺、真正触摸到民生脉搏后才能拥有的沉稳、干练与由内而外的自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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