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开始攒钱。每天挣的钱，除了必要的开销，全都攒起来。他算过，按现在的速度，一年就能攒够租铺面的钱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每月初一，沈德昌都准时回家。八十里路，他走了不知多少遍。春夏秋冬，风雨无阻。

春天，他走在开满野花的田埂上，给静婉带天津的绸缎，给建国带拨浪鼓。

夏天，他顶着烈日，汗流浃背，给静婉带痱子粉，给建国带西瓜。

秋天，他踩着落叶，肩上的包袱里是静婉的棉袄料子，建国的虎头鞋。

冬天，他迎着风雪，手脚冻得麻木，怀里揣着给静婉买的手炉，给建国买的糖葫芦。

每次回家，他都看见建国的变化：长高了，会说话了，会跑了，会数数了。静婉也变了，更瘦了，但眼神更坚定了，手上的茧子更厚了。

“你又瘦了。”沈德昌总这么说。

“你也瘦了。”静婉总这么回。

然后两人相视一笑，所有的苦，都在这一笑里消融了。

民国六年，建国三岁了。沈德昌在天津干了一年，攒了些钱。他看中了南市一个小门脸，月租四块大洋，虽然贵，但位置好。他盘算着，租下来，好好装修一下，做真正的“德昌小馆”。

可就在这时，静婉托人捎来口信：她怀孕了。

沈德昌愣住了。又要当爹了？他六十四了，静婉才二十。这个孩子来得意外，却让他欣喜若狂。

他当即决定，租铺面的事缓一缓，钱先留着，给静婉补身子，给孩子做准备。

那个月的初一，沈德昌回家时，带了很多东西：红糖，红枣，桂圆，还有一块上好的棉花料子。

“瞎花钱。”静婉说，可眼里是笑。

“该花的。”沈德昌摸着她的肚子，“几个月了？”

“三个月了。”静婉轻声说，“王大娘说，这胎怀得靠下，可能是个闺女。”

“闺女好，”沈德昌说，“闺女贴心。”

其实他心里盼着是个小子。不是重男轻女，是这世道，闺女太苦。可他没说，怕静婉多想。

夜里，建国睡了。沈德昌和静婉商量以后的事。

“等孩子生了，我就接你们去天津。”沈德昌说，“铺面我都看好了，租下来，咱们一家团聚。”

静婉摇头：“孩子太小，路上折腾不起。再说，天津那地方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我带着两个孩子，帮不上你，还拖累你。”

“那咋办？”沈德昌皱眉，“总不能老这么分着。”

“再等两年。”静婉说，“等建国大点，能走路了，老二也断了奶，咱们再去。”

沈德昌知道她说得对，可心里不舍。每月见一次，太短了。他想天天看见妻儿，想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。

“听你的。”他说，“不过你得答应我，别太累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钱的事不用愁，有我呢。”

静婉点点头，靠在他肩上。窗外的月光很亮，照着这对夫妻，照着这个家，照着即将到来的新生命。

沈德昌在天津更拼命了。他不仅要攒钱租铺面，还要攒钱养两个孩子。他开始接一些私活——去有钱人家做宴席，教徒弟，甚至给西餐厅当顾问。只要有钱挣，他不挑。

他的手艺在天津渐渐有了名气。有人说，南市茶馆有个老御厨，做的点心比北京正宗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来买点心的人越来越多，有人甚至从租界特意赶来。

沈德昌的生意好了，钱也攒得快了。到民国六年年底，他已经攒了五十块大洋。够租铺面，够装修，够置办家伙什。

可他没急着租。静婉的肚子越来越大了，随时可能生。他得留足钱，以防万一。

每月初一，他还是准时回家。每次回家，都看见静婉的肚子又大了一圈。建国四岁了，已经知道娘肚子里有小弟弟或小妹妹，总是趴在静婉肚子上听。

“爹，弟弟在动！”建国兴奋地喊。

沈德昌笑着摸摸儿子的头：“你怎么知道是弟弟？”

“就是弟弟！”建国很肯定，“我要带他玩！”

静婉和沈德昌相视一笑。不管男孩女孩，都是他们的宝贝。

民国七年春天，静婉生了。是个男孩，六斤三两，比建国出生时还胖些。沈德昌接到信，连夜赶回廊坊。

见到孩子时，他愣住了。这孩子眼睛特别亮，黑葡萄似的，滴溜溜地转。不像建国小时候，总是睡，总是闷声不响。

“这孩子精神。”接生的王婆婆说，“哭声响亮，眼睛有神，将来准聪明。”

沈德昌抱着孩子，心里软成一汪水。这是他的二儿子，是他六十五岁得的儿子。

“取名了吗？”他问静婉。

静婉靠在炕上，脸色还有些白，但精神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