着，但没习惯他什么都管。

每天早上一开门，他先把前一天的账过一遍。过完，把当天的进货单拿过来，一样一样对。肉多少钱一斤，菜多少钱一斤，油多少钱一斤，全记在一个小本子上。

对完了，他开始算毛利。

“昨儿流水二百三十七，”他说，“成本九十八，毛利一百三十九。毛利五成八，还行。”

春梅听他说这些数字，头都大了。

“大哥，您别跟我说这些。我不懂。”

建国说：“不懂也得懂。你是掌柜的，账上的事不能糊涂。”

春梅说：“我不是掌柜的，我就是跑堂的。”

建国看她一眼。

“你是老板娘。”他说，“跑堂是暂时的，老板娘是一辈子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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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梅愣了一下。

她在沈家二十七年了，从没过门就在这儿，生孩子在这儿，伺候公婆在这儿，开店也在这儿。她从没想过自己是什么身份。她只知道，她男人的店，就是她的店。

这会儿建国一说，她忽然觉得，好像真是这么回事。

她是老板娘。

她站在自己家的店里。

她男人在灶边炒菜，她大哥在柜台后算账，她婆婆坐在那儿收钱。

这是她的家。

她忽然笑了。

“行，”她说，“那我学着懂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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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国管账，管得极细。

每一笔支出，都要有票据。没有票据的，他记在一个专门的“待查”本上，月底之前必须对清楚。

每一笔收入，都要有记录。现金、粮票、外汇券，分开放，分开记，一分都不能差。

月底结账那天，他要在柜台后坐一整天。把当月的所有票据拿出来，一张一张对，对完装订成册，写上日期和页码，整整齐齐码在抽屉里。

春梅有一次翻那个抽屉，吓了一跳。

三十几个账本，按年月排好，从开店第一天到现在，一本不少。每一本都用牛皮纸包着，封面上写着起止日期，字迹工工整整。

她抽出一本翻开。

里头每一页都写得满满的。日期、品名、数量、单价、金额、备注。有些地方有铅笔批注，字迹很小，挤在边角。

“这天多收了五分钱，次日退回。”

“这天少找了一毛，客人没要，记作小费。”

“这天赊账一笔，三日后还清。”

她看了很久。

这些账本记的不只是钱。是日子。是那些来来往往的人，那些吃过的饭，那些发生在这间小店里的故事。

她把账本放回去，轻轻合上抽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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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禾和建国，兄弟俩分工极清。

一个管内，一个管外；一个管灶，一个管账。井水不犯河水，各管一摊。

可也有例外。

那天来了个客人，吃完结账，说钱不够，先欠着，明天送来。春梅拿不定主意，去问嘉禾。

嘉禾正在炒菜，头也没回。

“问我哥。”

春梅又去问建国。

建国放下算盘，把那人打量了一遍。

五十来岁，穿着旧工装，手上满是老茧，指甲缝里还嵌着黑泥。他站在柜台前，有些窘迫，眼神躲闪。

“多少钱？”建国问。

春梅说：“两块三。”

建国从自己兜里掏出两块三，递给那人。

“这钱您拿着。”他说，“回去给您孩子买点好吃的。”

那人愣住了。

“我这……我是来结账的……”

建国摆摆手。

“账我替您结了。这钱您拿着，算我请的。”

那人站在那儿，半天没动。

他把那两块三攥在手里，攥得死紧。

“您……您贵姓？”

建国说：“姓沈。”

那人朝他鞠了一躬，转身走了。

春梅看着建国，不明白。

“大哥，您这是……”

建国回到柜台后，把算盘珠子拨了几下。

“那人我认识。”他说，“从前在粮站对面修自行车。六零年那会儿，他帮过我一个忙，没收钱。”

他没说是什么忙。

春梅也没问。

那天晚上结账，建国自己掏出两块三，放进了钱匣子。

嘉禾看见了。

“哥，那钱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