宫当差，弟弟在家读书，每月他托人捎钱回去，弟弟总写信来，字写得歪歪扭扭，但情真意切。

一晃，几十年过去了。弟弟长大了，有主意了，要去革命了。而他，老了，驼了，守着这个饽饽铺，守着静婉留下的孩子们。

他忽然觉得很累。不是身体的累，是心里的累。这世道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想过个安稳日子，怎么就那么难呢？

正想着，里屋传来小满的哭声。嘉禾醒了，去哄妹妹。建国也醒了，点起灯，去看书。这个家，还在运转，还在努力地活着。

沈德昌站起身，走进灶间。他开始和面，准备明天的点心。面要和得软硬适中，要揉得光滑。他揉得很用力，像是在揉掉心里的苦，揉掉对弟弟的担忧，揉掉对这个乱世的无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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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子还得过。点心还得做。铺子还得开。

一个月后，又有人要走。这次是沈秀英，沈德昌的妹妹，小他八岁。

秀英嫁给了东北的一个商人，姓赵，做皮毛生意。商人来北平进货，看中了秀英，托人来说媒。秀英二十九了，在乡下算是老姑娘，家里人都着急。沈德昌见过那个商人，四十多岁，长得还算周正，说话也客气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答应带秀英去奉天，过好日子。

“哥，我想好了，”秀英坐在铺子里，手里绞着一条手帕，“跟他去奉天。”

沈德昌看着她。妹妹瘦了，眼角有了细纹。在乡下这些年，她不容易。爹娘走得早，长兄如父，他这个当哥的，没照顾好妹妹。

“你想清楚，”他说，“奉天那么远，人生地不熟。万一……万一他待你不好，你连个哭的地方都没有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秀英低下头，“可留在乡下，又能怎么样呢？种地，织布，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。我想出去看看，想过过不一样的日子。”

沈德昌不说话了。他理解妹妹。静婉当年，不也是想看看不一样的世界，才跟着他这个老厨子，从王府到乡下，从格格到农妇吗？

“他……对你好吗？”他问。

“好，”秀英脸红了，“每次来北平，都给我带东西。还说，到了奉天，给我买皮袄，买金镯子，让我当少奶奶。”

沈德昌心里一沉。这些话，他听着不踏实。商人重利轻别离，他是知道的。可看着妹妹眼里的光，他不忍心泼冷水。

“什么时候走？”他问。

“下月初，”秀英说，“从北平坐火车，三天三夜到奉天。”

又一个人要走，去更远的地方。沈德昌觉得，这个家，像一棵老树，叶子一片片地掉，枝干一根根地断。

“哥，你放心，”秀英握住他的手，“我会常写信的。等我站稳脚跟，接你去奉天看看。听说奉天的冬天可漂亮了，雪下得老厚，屋檐下的冰溜子有这么长。”她比划着，眼睛里满是憧憬。

沈德昌点点头，笑了，笑得很勉强。

秀英要走了，得准备嫁妆。虽然是二婚，虽然是远嫁，但沈德昌不想让妹妹太寒酸。他翻出静婉留下的一些东西：一块绸缎料子，是静婉做旗袍剩的；一对银镯子，是静婉戴过的；还有几件细软，都是静婉生前喜欢的。

“这些你带着，”他把东西包好，递给秀英，“到了那边，想家了，就看看。”

秀英接过，眼泪掉下来：“哥，我对不起你。你养我这么大，我没报答你，还要你贴补我。”

“说什么傻话，”沈德昌拍拍她的肩，“你过得好，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。”

夜里，秀英住在铺子里。她和嘉禾挤一张炕，兄妹俩说了一夜的话。秀英给嘉禾讲东北的故事：长白山的天池，松花江的冰灯，还有那些穿着皮袄、赶着爬犁的关东人。嘉禾听着，像听神话。

“姑，奉天有饽饽铺吗？”他问。

“有，肯定有，”秀英说，“等姑到了，给你寄奉天的点心。听说有一种叫‘老边饺子’的，可好吃了。”

“那您学会了，写信告诉我怎么做。”

“好，姑一定学。”

天快亮时，秀英才睡着。嘉禾却睡不着，他看着姑姑的侧脸，想起叔叔走的那天，想起娘走的那天。这个家，人越来越少了。

第二天，沈德昌开始给秀英准备路上用的东西。干粮要带足，火车上东西贵。水壶要装满，路上渴了能喝。还有棉衣，奉天冷，得穿厚点。

他翻出家里最好的棉花，最好的布，要给秀英做一身新棉袄。可他不会做针线，静婉在时，这些都是静婉做的。

“爹，我来吧。”嘉禾说。

沈德昌一愣：“你会？”

“娘教过我一点。”嘉禾说。